“1977年8月22日晚八点，代表同志们请靠右站富盈网，轻声慢行。”警卫员的提醒在灯火通明的天安门广场上显得格外清晰。距毛主席逝世已近一年，纪念堂第一次对少数受邀者打开大门，却没有谁料到，正式意义上的第一批瞻仰者最终是三位刚从海外归来的炎黄子孙。
那天夜色并不深，浓烈的白炽灯把北大厅照得如同白昼。华国锋、叶剑英等人早已在汉白玉坐像前肃立。来自美国的丁肇中、牛满江、何炳棣三人站在代表队伍之后，心绪翻涌。几分钟前，他们递交的“特许请求”被批准，“一定要让他们先进去”——这是中央对科学报国者的一份温情，也让他们意外地成为纪念堂开放前的“第一位来宾”。
镜头先拉回到十一个月前。1976年9月9日凌晨，中南海灯火通宵，华国锋刚与汪东兴敲定保护遗体方案：取苏联列宁墓经验为鉴，却不能全盘照搬。徐静和刘湘屏登上名单，他们需要在15天内完成初步防腐，又要留下二次长久保存的余地。“只许成功”的话语没有再次出现，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分量。之后的六天吊唁，七百万人次涌进人民大会堂，场面至今难以复制。
水晶棺的研制成为另一场隐秘的竞赛。北京玻璃总厂一度把熔炉温度加到2000摄氏度，仍难消除折射影像。有人提议换用光学玻璃，有人坚持纯水晶方案并行。25吨一级水晶、64次实验、上百块报废品堆满厂房角落。直到1977年8月初，通体无暇的六块水晶板终于嵌合成功。从车间到纪念堂南门只不过几公里，却动用了一支摩托车护卫队，还借调了64名解放军小伙子肩扛入场，只因任何机械吊装都被否决——振动系数不达标。
而纪念堂本身，短短十个月拔地而起，更像一次集体意志的凝固。设计组刚成立就被问到“放哪儿合适”。中南海、香山、八宝山，甚至有人提出在井冈山原址立陵，但最后还是回到广场中央。原因很朴素：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此富盈网，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也在此。周恩来早年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——“让这里成为人民最喜爱的地方”。决定拍板那天已是1976年10月8日，秋风透凉，几位首长在城楼上俯瞰广场，谁都没再犹豫。
工期极限只有六个多月。北京当年罕见低温，夜里零下十四五度，混凝土一浇就结冰。施工队在模板外通蒸汽，耗煤量激增，道道白汽让广场宛如雾海。有人从40米塔吊上摔下，仅擦破皮却拒绝去医院；有人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回宿舍倒头睡在水泥地。统计表显示：六个月内绑扎钢筋1.2万吨、挖运土方114万立方米——不亚于再造一个小型人民大会堂。
雕塑创作同样跌宕。北大厅巨型坐像敲定房山汉白玉，三个月完工，速度惊人。真正犯难的是四组群雕。方案会上争论反复，直到有人翻到《毛泽东选集》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那页才豁然贯通——主题就用人民战争与人民建设。于是，从四川到东北，草稿如雪片寄来，最终挑出“秋收起义”“抗日烽火”“土地改革”“时代新貌”四幅。八十多位雕塑家在简易棚里一住半年，最冷的夜里靠烤铁桶取暖，手指僵硬也不肯停锤。
再说回1977年8月22日晚。三位海外科学家在北大厅鞠躬后转入瞻仰厅。透明棺内，毛主席双手覆盖党旗，神情安详。牛满江后来回忆：“那一刻，科学与信仰交汇，心跳声比脚步声更响。”他们缓缓绕行一周，未发一语。紧随其后的，是参加中共十一大的代表们。许多老红军泪流满面，有人恨不得再握主席的手，却只能高举拳头悄声喊一句“报告首长，我来了”。
第三位特殊访客是铁托。8月28日午后，他在李先念陪同下走入大厅，花圈上仅写“南斯拉夫人民敬献”。这位曾在国际舞台与各方斡旋的硬汉，在水晶棺前停留了足足五分钟，随后轻声说了一句塞尔维亚语，大意是“老朋友，我兑现承诺了”。很多工作人员当时还不知道，毛主席生前曾称赞他“骨头是硬的”。
9月9日纪念堂正式对公众开放。首日安保压力空前，广场外围排队长龙五公里。老人拄拐、小孩骑肩，没有人喊累。那之后，每年清明、国庆，总有人专程来北京就为了走这一圈；外国首脑访华，把敬献花圈当作重要政治礼仪；普通游客则在留言簿写下寥寥数句：“没见过主席，但他一直在。”
回望建造过程，它其实是一部“众人成城”的现实史诗。设计师、医生、玻璃工、农民工、警卫员，一个个名字未必载入史册，却在不到十个月里让世界刮目。也正因此，当三位远道而归的华裔学者成为第一批瞻仰者时，象征意义远胜排队次序——毛主席生前常讲“归根结底是人民”，此刻“人民”三个字被再次写得铿锵：不论身处何方，血脉与记忆，终会让我们在同一尊像前默默致敬。
嘉多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沪深京指数
热点资讯
